当今小学教育热点是什么?具体分析阐述下。。
发布时间:2020-01-20 2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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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是世界上地区差异特征最显著的国家之一。据上海智力所的研究,我国义务教育的差异度,全国可分为五类地区,最发达的A类地区为北京、上海、天津;B类地区为辽宁、江苏、浙江、广东;最差的E类地区包括宁夏、甘肃、云南、贵州、青海、西藏。1994年,A、B、E类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之比5.6:2.9:1.0;当年小学生生均教育经费之比为3.0:2.0:1.0,与1988年(这一比率为2.8:1.5:1.0)相比,呈加大趋势。

  我国地区差距的另一个特点是:不仅各省区之间差距明显,在同一省内、以及地区之内县际差异同样很大。据上海智力所对县际差距变化的研究,Gini系数由1994年的0.238下降为1997年的0.235,县际差距在总体上得到控制;但最低10%县的不利状况更加突出。

  据对1782个县的统计分析,小学生和初中生生均经常性支出,东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之间,地区内县际差距大于地区间差距。比较而言,小学入学机会平等较令人满意;东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初中入学率差距比较突出,少数民族自治县与非民族县的初中入学率组间差距也较明显。由于初中教育的急剧发展,初中教育投资增长滞后的矛盾突出。

  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我国城镇人口所占比例26.23%;1995年1%人口抽样调查,该比例为28.85%,1997年10月,该比例为29.92%,农村人口约占70%。

  随着九年义务教育的逐渐普及,农村教育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整体仍然落后,教育机会不均等的现象依然严重存在。城镇和农村之间适龄儿童的小学入学率、初中入学率、在校生的比重差距明显,

  1995年,农村义务教育适龄儿童占全国适龄儿童总数的80%以上,而在校生占全体总数的比例为小学在校生占70.5%,初中在校生占57.17%。以1998年我国城乡普通中学的状况看,农村学生拥有初中教育份额约一半强,但在高中阶段在校生仅占一成四。城乡之间的差距,就高中教育而言, 1998年比1995年扩大了2个百分点。

  农村学生辍学、流失率仍然较高,初中生辍学率上升,农村辍学率偏高。1998年全国初中在校生辍学率3.23%,达167万人,比1997年上升0.09个百分点。农村辍学率为4.2%,高于全国平均水平0.97个百分点。有的地方农村辍学率高达10%以上。应当指出,就许多地方的实际观察,农村学生的流失辍学率,比统计数字要高得多。

  由于义务教育经费严重不足,全国目前现有危房约1300万平方米,集中在中西部农村。虽然危房占全国中小学总校舍的比例不足 1%,但在“二片地区”、“三片地区”比例较高,宁夏中学危房面积达5.32%,小学达4.6%;新疆中学危房达4.05%,小学占3%;青海中学占3.16,小学占4.33。有的贫困县危房面积高达10%-15%以上,如甘肃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小学危房率高达28.3%。由于七八十年代解决校舍问题时经费不足、建筑质量差,80年代末兴建的校舍中有“豆腐渣”工程,使一些地区劣质房的比例较高,不足10年的校舍成为危房,新危房出现率每年约为2%-3%。大面积拖欠教师工资的问题仍然没有根本解决。

  80年代以来,我国社会阶层逐渐分化,贫富差距逐渐拉大,成为我们观察公平问题的另一个重要视角。

  据李强的研究,1997年,我国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最高的1/5人口占全部收入的51.

  4%,次高的1/5人口占有8.63%,收入最低的1/5人口占有4.06%,高收入阶层占有总收入的比例是低收入阶层的12.7倍。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1979年为0.31,1988年为0.38,1994年为0.434,1997年0.4577,已经超过国际上一般认为的适度范围,超过国际中等不平等程度的国家。另据国家统计局1999年第三季度城乡居民家庭收入的调查结果,如果按户人均收入由低到高将全部调查户五等份分组,其中20%的高收入户占总收入的42.4%;20%的低收入户仅占总收入的6.5%,高收入组和低收入组的户人均收入比为8∶1,差距相当大。按1999年8月份户人均收入计算的基尼系数达到0.354。

  由于义务教育阶段实际的教育收费不断增加,高中阶段教育和高等教育实行收费,社会的教育权利受地不同程度的影响,校园中的“贫困生”群体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对农村大量出现的流失辍学的调查显示,贫困仍然是使许多任上不起学的第一位的原因。但与以前不同的是,当前许多地方出现的令农民难以承受的教育负担,是由不规范的乱集资、乱收费造成的。

  由于大学、中专等非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实行收费,校园中出现了一个不断扩大的贫困生阶层。据魏新的研究,即使是在前几年每年1千多元学费的条件下,全国普通高校在校生中尚有25%左右的贫困学生。研究显示,1997年入学学生组对普通高等教育需求的价格弹性为1.095,这意味学费增加10%时,约有11%的学生会因难以负担而放弃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贫困阶层分为城市和农村两种情况,农村的是绝对贫困阶层;城市则是原先的中等收入阶层降下来的失业者、退休者等,心理压力和相对剥夺感更大,社会影响力也更大。由于升学和进入好学校除了能力竞争之外,越来越依赖家长的社会关系、经济能力,往往缺乏选择性,城市不同阶层对入学机会和学校质量差距造成的不公平感受增加。

  一些调查显示,在城市的重点中学,以及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上,不同阶层、家庭背景存在明显差别。占人口90%以上的体力劳动者的子女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考试竞争中显然处于不利地位。北京市招办统计:1990年北京市录取新生17248人,其中干部、军人、职员子女13474人,占78%;工农子女3561人,占21%。北京市一所重点理工科大学1998年招收的新生,其中出身干部家庭的占27.0%、知识分子占9.4%、职员占3.6%、军人占2.1%,工人占26.4%、农民占 18.7%、其它占12.2%。名牌大学、重点大学和热门专业,来自干部和知识分子家庭的子女比重越来越高。即便上大学,贫寒家庭的学生进入军校、师范、农林及一些冷门专业。在城市的重点中学,干部和知识分子家庭的学生占绝大多数,干部家庭的学生比例远远超过其它阶层。

  不同阶层在学业成功上的差异同样巨大,在各级学校教育中学习失败、辍学留级、中途弃学的,主要是家境贫寒、社会地位较低的阶层的孩子。

  近十年来,我国女性教育和少数民族教育在整体上有很大进步,发展的态势也较好,见表二、表三。1998年与1990年相比,男女童入学率差距由1.28个百分点降至0.14个百分点;民族聚集区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由3.7个百分点降至0.7个百分点。女性教育的问题集中在农村的贫困边远地区,主要表现为女童教育不足。1997年,我国仍有1.45亿成人文盲,其中青壮年文盲3775万,70%为女性。 “八五期间”全国扫除文盲2441万,女性仅占41%,比男性低8个百分点。在城市和高层次的教育中,主要表现为女大学生、女研究生在择业过程中受到的歧视和不公正待遇,涉及用人制度和传统观念的改变,正在成为社会关注的问题。全国55个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8.04%(1991年)。比较而言,少数民族学生在各类学校在校生的比率不低,但发展极不平衡,目前尚未普及初等教育的主要是西部贫困的少数民族自治县。

  我国当前出现的种种教育不平等,主要是由其发展中状态决定的:经济落后导致教育的有效供给不足,经济、文化的不平衡发展导致巨大的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和贫富分化,重男轻女的文化传统导致女童教育的薄弱,等等。这一现实是历史形成的,并将会在我国长期存在,只能通过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逐步加以解决。

  值得重视的,是在这一实际国情中,导致教育不公平的制度性原因。政府公共政策的不同取向或偏差,往往会加剧现实中的教育不公;同时,相对于缩小历史形成的发展差距而言,通过制度安排和政策调整来增进社会公平,是更为容易实现的。因而,认识和调整这一制度性因素,应当是我们关注的重点。这种制度性的不公,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教育资源配置不公、教育政策和规则不公。

  对于历史形成的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巨大发展差距,教育资源配置的应当体现:一是规则的公平,以不再继续扩大差距;二是在可能的情况下向落后地区倾斜,以主动缩小差距。建国以来,在计划经济体制的运作中,东西部之间、城乡之间教育资源配置失衡的状况虽有所改变,但改革开放之后,各地的发展差距又拉大了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差距。

  造成这种不平衡的传统原因之一,是强调教育的直接功利价值,希望迅速改变工业、科技落后局面,因而,教育的实际重心在高等教育。而计划体制下的教育资源配置,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并不是从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而进行的。因而,尽管在一段时间内也有平衡布局的政策,但地区差距还是没有有效地缩小。例如,中西部许多省区长期以来没有一所重点大学。

  重高等教育,体现的是国家对“效率”的直接追求。由于国家垄断了教育资源,又财力不足,致使基础教育长期薄弱。轻基础教育的现实,不仅严重损害了教育公平,而且由于国民素质、劳动力素质低下的制约,总体而言对经济发展并不是高效的。

  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九年义务教育的逐渐普及,尤其是基础教育管理权的下放,大大加快了教育民主化的进程。这一过程同样受到“公平-效率”矛盾的制约,基础教育面临这一选择:是优先满足大多数儿童的教育需求,使所有儿童地受到必要的教育;还是通过强烈的竞争和筛选,使一小部分人受到较好的教育?我们事实上选择了走培养“尖子”的精英教育路线。层层设置的重点学校制度,加剧了基础教育领域内部资源配置的失衡,导致在地区内、区域内学校之间差距的拉大,甚至是人为地制造差距,造成了一大批基础薄弱的“差校”、“垃圾学校”。重点学校绝大多数设在城市、城镇,从而有利于城镇学生的升学。这种把学校、学生分为不同等级,为了选拔少数“尖子”,而使多数儿童的利益受损、强烈竞争性的教育,是违背义务教育的性质和宗旨的,是“应试教育”的制度基础,目前正在纠正、改变之中。但公立学校之间业已形成的重大差距,已经成为目前市民关注的新的教育不公的动因。

  长期以来,摩杰app下载在城乡二元结构、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下,形成了一种忽视地区差别和城乡差别的“城市中心”的价值取向:国家的公共政策优先满足甚至只反映和体现城市人的利益,例如过去的粮油供应政策、就业、医疗、住房、劳保等各项社会福利等等。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建立,这一思路显然已经不合时宜;但作为一种和思维定势它仍有较大的惯性,依然潜存于社会决策之中。对此应当有相应的认识并予以矫正。

  例如,无视城市和农村儿童、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儿童在教育环境、教育资源上的巨大区别,主要以城市学生的学力为依据制定的全国统一大纲、统一教材和统一标准,对农村和边远地区的学生无疑是很不公正的。多项调查表明,导致农村学生流失辍学居第二位的重要原因(仅次于经济负担),是由于教学难度过高,致使许多学生难以胜任,成为学业的失败者。 [xv]这一“规则的不公”导致了在受教育机会上“起点的不公”。其背后,正是“城市中心”的价值取向作祟。

  我国现行的统一高考制度,具备了形式上的公平——分数面前的人人平等。但由于实际录取学生采取分省定额划线录取的办法,各省市区的录取定额并不是按照考生数量平均分布的,而是按计划体制下形成的优先照顾城市考生的准则,因此出现同一份考卷,各地录取分数线的极大差异,从而加剧了原本已经存在的城乡之间的教育不平等。

  1998年,太原市中专录取分数线分,农户生按不同区划分别为532分、529分,最大差距达156分,引起强烈不满。 [xvi]近年来各省市高校录取线的极大差距,也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

  中国最穷的贵州省,1998年人均GDP为2323元(北京为1.8万元,为贵州的7.75倍),理工科本科重点线分,文史类(含外语)知道线分,也高于北京市。

  此外,一些政策、制度安排不当,也是造成地区之内、阶层之间教育不公的原因。例如,由于农村基础教育管理权限下放到县以下,致使乡际之间的教育差距拉大,部分贫困地区的乡级财政则无力支撑基础教育。又如教育收费问题。教育费用过高成为制约农村教育发展和贫困家庭的孩子接受高等教育的严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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